清同治六年（公元1867年），丁卯七月望夜，即七月十五夜，月光皎洁，巴陵（今岳阳市）人吴敏树游洞庭湖，写下《君山月夜泛舟记》。

　　无论官场还是文坛，吴敏树（1805—1873）都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。这位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的举人，官至浏阳训导，儒学辅助教职，从七品，基层小官员而已，后觉不能实现抱负，自免，归乡。与曾国藩交往颇多，互有唱和，但又拒绝加入其幕府；文从归有光、方苞，但又拒绝归入桐城派。总之，是这么个不合时宜的人，在1867年一个明月夜，在家乡的湖面上坐船绕君山，写下这篇被后人较少提及的游记。

　　在大写历史，包括所谓宏大叙事主导的历史书写框架中，同治年间，一方面太平军、捻军、苗民、回民等起义此起彼伏；另一方面被外来坚船利炮打蒙了的国人，开始“自强”、“求富”，办新式工业，训练军队，力求中兴。但关于彼时社会生活，也就是微观史的描述向不入正史。有与曾国藩交往的经历，吴敏树对天下大势应该心知肚明，但面对这纷扰的世界，他却转身细密地记下“秋月泛湖”、“钓之道”等经历，而恰恰这类文章，让后人窥见一个消失年代民间微观的社会文化、生活历史。

　　纵是巴陵人，对吴敏树来说，秋夜泛舟洞庭湖上，绕君山一圈，这种“游之上者”——游览中最具美意的事情，也是“平生以为胜期”，直到花甲过后才“得一为之”。那次同行者中有两位僧人，一位初识客人，及自己的外甥、孙子各一人。

　　行船路线，从龙口到香炉，“月升树端，舟入金碧”。吴敏树看到的景象既具体入微，又气势恢宏：天上的月亮、眼前的树梢、置身的小船，更有那满眼中湖面的金碧色，静谧安祥，这一切，都与今日工业化、城市化进程中的景观相去甚远。1998年夏，长江沿岸洪水暴发，同样的月夜，我在洞庭湖大堤上，灾民家帐篷边的凉床边坐着时，居然也有相似的感受。电停了，没了耀眼的灯光，白天嘈杂混乱的景象也消停了，桀骜不驯的洞庭湖湖水似乎也温顺起来，变得富有诗意，月亮之下，湖面同样金碧色，朦胧，而又壮美。我想找个小船下去划划的念头刚一出现，自己便为这想法吓了一跳：时候不对！

　　吴敏树一行人路过一处危崖，有一颗大树。同来的一位叫开的僧人指着那棵树说：“此古樟，无虑十数围，根抱一巨石，方丈余。自郡城望山，见树影独出者，此是也。”从岳阳城朝这里望，看到的就是这棵古樟树。在此传说颇多的吕洞宾有诗“惟有城南老树精，分明知道神仙过。”我没有查阅巴陵志，是否有这古樟的记载不得而知，但一般的历史书写中，有关某年某月某棵树及其负载文化习俗的记述，定是稀见。而这篇游记中，吴敏树却像一个忠实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者一样做了记录。近年来，拜新历史主义后现代史家观念之赐，历史即为叙事，历史与文学互文，回头看看古代散文，特别是游记，彼时社会生活史、文化史，甚至观念史赫然存于其间。在那些只注重大写历史，也就是宏大叙事书写的史学渐隐后，这些文章的新价值便浮现出来。

　　出香炉峡，过观音泉口。“夜来月下，山水寂然，湘灵洞庭君，恍惚如可问者。”一干人兴致过后，吴老先生进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幻想着人神对话。相传舜的妃子湘君曾游于此，君山，又名湘山。身为读书人，老先生对君山的传说自然烂熟于心，这山果真“山本中空，浮于水上，其下有金堂数百间”？湘夫人可知晓答案？

　　湖上到底有没有神仙，吴敏树曾在另一篇文章《新修吕仙亭记》中有过分析，人们一直传说湖上有仙人往来，那可能就是隐人高士，出没江湖间，人们把他们当成仙了吧。“若山川奇异幽远之乡，使出世者俯仰其间，必将有恍惚从之者。”而“抑湖上诸山，磊磊浮波面，若近而远，令人有海上蓬莱之思乎？”依照今人的聪明劲儿，这些似乎都可以看透，当作怪力乱神语，不去计较，但这不就辜负了“夜来月下，山水寂然”给人预留的那份独特想象空间吗？

　　唐洛阳人张说被贬岳阳为官，始建岳阳楼，留有诗句“闻道神仙不可接，心随湖水共悠悠。”吴敏树则责备说：“盖仙者可以不学，而意亦不能无之。”仙你可以不学，神仙之意，你可不能没有啊！

　　游至后湖，再往东，水面映出了灯光来，可见烟火气十足的岳阳城了。这时，近处出现另一番景象，水面上云起船侧，夜幕中成条状，稍后便不见了。没有这月夜泛舟，特别是秋夜洞庭湖上的经历，恐怕是很难有这细腻观察的。